大楼外车水马龙,大楼内人声鼎沸,仿佛谁都知道,这是市中心的中心,这是黄金地段中的地段,当然,在摩天大楼云集的大上海,这幢大楼只不过是在千千百百拔地而起的高楼森林中的一幢,然后,对于我,却具有别样的感受,在过去的每天每天,都工作在这随着经济繁荣而富态起来的楼上楼下,楼内楼外。只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取名叫春竹楼而叫京泰楼,曾记得在入驻这幢春竹买下来的大楼那天,在剪彩仪式上,当时的上海春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焕祥,铿锵有力的告白:为国家民族工业的发展,为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完美,为纺织事业的兴旺发达,为员工的职业稳定和生活富裕,为股东投资回报的共同利益,要打造出拥有“中国创造”的潮流品牌。然而,现在又有谁还记得那首由我作词,由著名作曲家严金萱作曲,由上海交响乐团配乐,上海合唱团演唱的“春竹企业之歌”,(严金萱曾为大型现代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等36部歌舞剧、电影等作曲配乐)。楼还是那个楼,人却由讲普通话的替代了讲上海话的,所以每当我想起张焕祥总经理的那番告白,在大楼内我就不敢大声喘息,我怕那丝丝缕缕的上极空灵和楼壁内的记忆,会因我的喘息而感到浑浊、或者沉重。
震泽无声、时光疾驶,没有谁再回眸相望,风依然再吹,风吹过,楼依旧。庄子说:至大无外,至小无内。宇宙多大,没人知道,微观世界有多小,也无人知晓。但春竹大楼知晓,为大楼是有记忆的,是有生命的,每天的每天,它都会与你倾诉。为“春竹”起名的是我的好朋友徐志康先生,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能人,但他不知道现在的春竹变成了怎么样了,山中石多真玉少,楼内人稠知音稀。因此,大楼也就有了心痛的时候,也就会常常徘徊在坚持和放弃之间,举棋不定。大楼啊,不要太心痛!应该学着想开,看淡,学着深藏,学着适时放松自己,寻找宣泄,给疲惫的心灵解解压。大楼之所以会心痛,大概就是记性太好,时常记住了应该忘掉的事情,忘掉了应该记住的事情。大楼如果真的能够记住应该记住的,忘记应该忘记的,或者是忘掉从前,那么就能把每天都当成一个新的开始,那该有多好。可惜的是,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却难。大楼,也就是大楼,明明知道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忘记,有些问题是永远没有答案,有些故事是永远没有结局,有些人是永远只是熟悉的陌生人,大楼只能选择去痛苦,去等待,去幻想,可能这是因为,天地的智慧是大智慧,大楼的智慧只能算是小智慧。
空里刘霜不觉飞,汀上白沙看不见。风蚀雨消,岁月荏苒。大楼沉默了,可能它从不想过什么,尽管楼外的马路变得越来越宽,楼内的装潢变得越来越豪华,可是大楼依旧坚守着自己的一种淡泊,一种沉寂,一种只有它自己才能完美的悲壮和坚强。如果大楼不沉默,如果大楼会说话,大楼还能叫大楼吗?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在今天的大楼内,人是最没有用的东西了,特别是喜欢文化,喜欢写作读书的人。在上海的福州路上,我看见有的书店门廊上挂着的是“一斤十八元”条幅,我住的地方比较偏,在浦东,是个城乡结合部,在那里的世纪联华超市前的书摊上,打出的广告是:“一斤十元”,书变得可以用斤来买。是楼不养人了,还是字不养人了,所以每一次我走在大楼里,我都不敢大声地喧哗,我生怕大楼感到伤心,感到无奈,感到无知的风会把我的无知和浅薄都吹到大楼的角角落落,让大楼变得更加的烦心和纠结,我甚至已经看不见大楼里存在有人味,我感觉应该象大楼一样选择保持沉默,静静地坐落在马路旁。在大楼对面,是市政协大楼,在那里当领导的我的老师戴洪英却告诉我:“写作有什么好处,不会写作的人是不知道的,如果不写作,你可能连自己都不认识,因为写作,你可能了解所有的人,包括为百年前和百年后的。一个没有书卷气的女人也许‘漂亮’,但决不会美丽;一个没有书卷气的男人也许‘潇洒’,但决不会儒雅”。只有用写作来修心养性,才能使一个人儒雅秀逸,成为谦谦君子;只有淡泊从容,直面人生,才能拥有一份真正的潇洒。
看人世,是是非非,看天地,惊涛拍岸,看大楼,人事皆非。当我终于告别春竹公司,走出大门,楼外已经天色昏暗,已经看不清大楼的全貌,我知道这楼里楼外一切都在改变,一切都变得不可预知。外面,晚间的世界是由灯光和灯光里模模糊糊照出来的大楼影子组成,伴随着告别,大楼越来越远,风,吹透了楼外粗粗细细、硬硬软软的树枝,吹透了树枝包裹着的冷若冰霜的建筑,突然,我想起,在告别的时候,我竟然忘了说再见,忘了留祝福,忘了去许愿,我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。想想,真的应该留些什么,毕竟在这里我曾经为它整整服务了三十年,记忆,仿佛又要把我带入另一个年代,另一个世界,另一个虚幻的地方,不存在又明明存在的地方,我只能说,一切都是瞬息,一切都会过去,一切都会成为亲切的怀恋,因为这个地方我曾经留下足迹。
京泰大楼内
京泰大楼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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